担同样的义务。我们纳税，国家建学校医院；我们服役，国家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努力工作，国家给我们公平的机会。”
他指了指靶场上正在训练的士兵：
“这些小伙子，他们的父亲可能一辈子没见过汽车，但他们现在会开卡车、会修无线电、会看地图。他们的姐妹以前不能上学，现在在迪拜大学读书。这都是契约带来的。”
“所以……”陈峰明白了。
“所以这不是‘看似无关的战争’。”阿米尔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今天，我们允许荷兰人镇压婆罗洲的华人，那么明天，就可能有人来镇压我们的家人。契约的核心是相互保护，如果一方受难时其他人袖手旁观，那契约就失效了。”
他深吸一口气：
“第五师全体官兵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去婆罗洲，不是为华人打仗，是为兰芳打仗——为我们共同签署的契约打仗。”
陈峰看着这个阿拉伯军官，忽然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但分量很重。
离开靶场回城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开了一段，刘永福忽然说：“大统领，阿米尔的话……您真信吗？”
“为什么不信？”陈峰反问。
“他是阿拉伯人，我们是汉人。血浓于水，这种隔阂不是几句话能消除的。”
陈峰看向窗外。公路两旁，新建的居民区正在施工。有戴着头巾的阿拉伯工人在砌墙，有穿着工装的华人在指挥，有包着头巾的妇女提着水壶给工人送水。
“刘总工，你记得当年，我们刚来迪拜的时候吗？”他缓缓说，“那时候，阿拉伯人看我们的眼神，有好奇，有警惕，有敌意。现在呢？”
现在，孩子们在街上一起踢足球，商人在市场里讨价还价，学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
“民族融合需要时间。”陈峰继续说，“但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当一群人一起建起一座城市，一起抵抗过外敌，一起分享发展的成果——他们就会慢慢变成‘我们’。”
他转过头：
“阿米尔说得对，国家是一种契约。契约的基础不是血缘，是承诺。我们承诺保护所有遵守法律的人，他们承诺效忠这个国家。这个承诺，比血缘更牢固。”
刘永福若有所思地点头。
车驶入市区，经过新落成的“民族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雕塑：一只华人的手和一只阿拉伯人的手，握在一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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