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公民出身；能成为见习教士，也都是各自教区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了。这些人和我们的新兵，生活的环境也不一定相同。”
“如果我们的神父和教士不能理解士兵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了解他们家庭的生活状态，不了解他们的基本想法和朴素欲求，只知道去照着经书念，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诸位都在民间传教多年，应该很清楚吧。”
“确实是这样。”安德烈神父也赞同道：“想履行好作为牧者的职责，就得放下傲慢，像当年使徒时代的神父们一样，尽力与信徒们共融，理解和帮助他们。我想，其他兄弟也会赞同这个结论的。”
郭康点了点头。
他觉得安德烈说到点子上了。傲慢这个问题，确实是教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件事在东亚表现得特别明显。罗马公教的失败，用眼高于顶和欺软怕硬两个词就能概括了。
在传教早期，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就提出，塞里斯的传统礼仪合乎教义，可以相容。他们；但道明会、方济会认为，这些礼仪和教义冲突，认为利玛窦等人都在进行异端行为。双方彼此争执不休，牵扯到了一系列关于教义、文化的争端，以及复杂的政治和教派斗争，前后长达数百年，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然而从头到尾，教义在其中都不是主要原因。教会传教这么多年，承认的各种习俗、认可的各类本地宗教多了去了，没必要纠结这种事。但因为两个修会的党争，导致事情走向了无法通融的地步。
1704年，教宗下令禁止祭祖、祭孔、悼亡等礼仪活动，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次年，特使来到京师，康熙亲自出马，向特使说明情况，解释说敬天、祭祖等仪式，只是为了表达敬意，和宗教无关。
双方多次辩经，还招来肇事的教士，现场解释作证。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教会依然不愿妥协，谈判无果而终。
1707年，教宗特使来到南京，单方面宣布了禁令。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同时声明，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否则就要被驱逐。
但此时，康熙依然还希望能说服对方，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去罗马给教宗说明情况，辩解经义争端。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迫使康熙又写信求情，才答应放人。
172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康熙再次亲自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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