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还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
而在1819年的一起案件中，他更是作为律师为一名被控煽动奴隶叛乱的反奴隶制牧师辩护，并在法庭上直接称奴隶制是「我们民族性格上的污点」，希望它能够「逐步被清除」。
不过很快，由於现实利益驱动，早年的坦尼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联邦党人，转而支持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并且成为杰克逊派民主党人。
而由於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坚定扞卫州权和奴隶制，於是坦尼为了在政坛攀升，便逐渐放弃了早期的道德批判，转而服务於其所属政治阵营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坦尼的许多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信奉州权至上，认为联邦政府权力应受限，同时他确信宪法应该保护财产权。而既然奴隶在如今的南方法律下被视为财产，那麽他便由此判定国会无权在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否则就侵犯了奴隶主的财产权，这非常符合他一贯的宪法逻辑。
到了这个时候，坦尼对「财产」的定义无疑已经压倒了早年的道德考量。
除此之外，在如今这一时期，关於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已经让美国濒临分裂，而坦尼作为首席大法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联邦稳定，通过法律判决来彻底终结掉这些争论。
至於最後，说到底法官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饮宴，他们交谈，他们与政界交流互动，寒暄应酬。友情、好奇心和爱国精神促使他们到国会大厦去聆听伟大的辩论。官场的礼节把他们召集到总统、立法者和外交官面前。
他们受到盛情款待，受宠若惊，也会遭到怀疑和质问，这倒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好机会，他们还得到暗示自己手握最高权力，从而受到怂恿和诱惑。他们可以使自己声名显赫。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州引以为荣。他们可以为南方伸张正义。他们可以使自己的政党永世长存。他们可以解决奴隶制问题。
他们可以消除地区仇恨，熄灭内战的硝烟，维护联邦，拯救国家。年老体弱、政党偏见、年轻人的政治狂热和年长者的安於现状，所有这一切共同使他们受到这些应考虑因素的潜在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的其中一位法官在正式的文体中坦率地表明了法院大多数人的动机和目标。他写道：「该案件涉及重要的个人权利和最重要的宪法原则，对此，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国家的和平与和谐需要通过司法判决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话语泄露了法官们思想的混乱和对权威的误解，正是这种对权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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