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地没了。”他语速渐快，“滁州那边，十年九涝，堤坝年年塌。去年大水，县令说修堤缺银，让乡绅募捐。结果豪户们凑了钱，转头就把自家良田往上报成‘受灾绝收’，少缴三年赋税。反倒是贫户的地被划进‘可耕范围’，赋税一分不少。”
陈宛之停下脚步。
“不止如此。”李砚舟也站定，“那些豪户拿了公款，只修自家田头的渠，主河道任它堵着。等水一来，淹的全是下游穷户。地冲垮了，人只能卖身抵债，田契就这么落到大户手里。一进一出，人家白得良田，朝廷少收税，苦的全是百姓。”
陈宛之站在原地，脑中却像被扫了一遍。
她想起兖州疫营外那片荒田，裂开的土缝能插进拳头；想起孩子们传唱的童谣：“爹卖田，娘跳井，阿兄半夜被人领”；想起老族长咳着说：“我们村三十年前有三百户，如今剩三十七家，地都姓‘王’了。”
她一直以为那是天灾，是命苦。
可现在听来，分明是人祸一层盖着一层，像腐肉裹着烂骨，表面看着只是溃了一个口子。
“所以……”她缓缓开口，“病症在人身，根子在法度？”
“正是。”李砚舟点头，“医者治人，官法治世。若世道病了，人人都是将死之人，你药箱再大，也装不下整个天下。”
陈宛之没动。
远处一只灰雀扑棱飞起，惊得道边草丛窸窣作响。她盯着那片晃动的草，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
她救过人，也防过疫，甚至逼得巡抚开仓放粮。可那又如何？一场雨过后，草照常长，蝗虫照常来，人还是得逃。
她写的《防疫八条》能让人活命，但挡不住官差征税；她建的济安棚能让流民暂避风雨，可没人能保他们明年不饿死。
她一直以为，只要文章写得实，道理讲得清，总会有人听，总会有人改。
可现在想来，若执笔之人无权，说得再对，也不过是风里一句话，刮两下就没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采过药、切过草、写过策论、扶过将死之人。它有力，也能救人。
但它写出来的字，若没人认，没人推，没人立为规矩，终究只是墨迹。
“我原以为，进翰林院，写几篇有用文章，就能做点事。”她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如今才明白，文章若不能入律令、成制度，终究是纸上烟云。”
李砚舟看着她，没接话，却点了点头。
风从背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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