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爬上屋檐，瓦片上的露水还没干透。陈宛之推开“悦来居”的门，脚步轻得像是怕惊了这城头第一缕风。她没回头，只把药囊往怀里按了按，那里面藏着昨夜画下的边关堤坝图，折得方正，夹在《防疫八条》的手抄本中间。脚踝还在疼，布条勒得紧，但她走得稳。她在等天亮，也在找人——一个能说话、能走动、能把手伸进官道缝隙里传句话的人。
东市街口的摊子已经支起来了。卖烧饼的炉火刚点着，烟气歪歪地往上窜；挑担的菜贩蹲在路边啃冷馍，一边数着筐里的青菜。陈宛之沿着街边走，目光扫过行人衣角鞋底，看有没有熟悉的步态、旧时渔村才有的粗麻缝法。她不是来买药的，是来碰运气的。可她不信运气，只信早起的人总会遇见早起的人。
就在拐角处，一个背影让她停了步。
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肩头补了一块深褐色的布，手里提着个竹箧，正弯腰跟卖豆腐的老汉说话。声音不高，但那调子她认得——慢，稳，像春水过田埂，不急不缓。她站在原地没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药囊边缘，一下，又一下。
那人转过身来。
眉眼已不如从前清晰，皱纹爬上了眼角，胡子也花白了，可那双眼睛还是清的，像小时候教她辨草药时那样，一眼就能看出哪棵是薄荷、哪棵是荆芥。
“沈……”他刚开口，顿了一下，随即摇头，“不对，是你。”
陈宛之没笑，也没慌，只轻轻点了点头：“是我。”
老者看着她，半晌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你瘦了。”
“路上走得急。”她说。
“不止是路。”老者低声说，“你眼底有事。”
陈宛之没接这话。她知道瞒不过他。这人是当年渔村唯一的识字先生，也是她兄长启蒙的师父。那时她常躲在学堂外听讲，被发现后也不赶她走，反而递来一支笔：“既然爱听，就写一遍。”后来她写的字比兄长还工整，老者就说：“你这手，不该沾泥，该执笔。”
如今她执了笔，却还得沾泥。
“您怎么来了京城？”她问。
“年初就来了。”老者拍了拍竹箧，“替人带些药材回乡，顺道看看有没有新出的医书。你是不知道，现在城里印的本子，错字比药渣还多。”
陈宛之点点头：“是得有人校一校。”
两人说着，走到旁边茶棚坐下。小二拎着铜壶过来，倒了两碗粗茶。茶色黄，浮着沫，闻着有点馊味。老者没喝，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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