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要早点到学校。不是因为要练舞——虽然她确实需要练舞,全国大赛的决赛时间已经定了,就在十一月中旬,距今只剩两个多月——而是因为有一件事她想在早自习之前确认。
昨天教务处的刘老师说,举报信是在八月中旬收到的。八月中旬,她记得很清楚,那个时间段她在奶茶店打工,每天从早上九点站到晚上七点,站到脚后跟疼得不敢着地。她的手机在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使用过,除了接母亲的电话和回复沈一鸣的消息。
如果举报信是在那个时候提交的,那为什么学校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她?为什么等到开学第一天,才让她知道这件事?
两个星期。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一号,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这两个星期里,学校做了什么?调查了什么?为什么她一个当事人,对自己的“罪名”一无所知?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她的脑子里,不疼,但让人无法忽视。
七点零三分,她到了学校。
今天她没有去舞蹈教室,而是直接去了教学楼。她上楼的时候,楼道里已经有人了。几个高一的新生抱着课本匆匆走过,看到她的时候,目光闪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快步走开。
邱莹莹没有在意。她推开高三(一)班的门,走进去。
教室里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人,看到她进来,有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开——那种刻意的不看,比直接盯着看更让人不舒服。
她走到最后一排靠后门的位置,坐下来。
椅子还是歪的。那块折叠的硬纸板还在椅子腿下面垫着,她昨天没有动它,今天也不会动它。不是因为不在意,是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她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恶意。
她把课本拿出来,翻开到昨天学到的地方,开始默读。
七点十分,早自习的铃声响了。
赵明远走进来,照例念了几条通知,然后走到邱莹莹桌前,把一份文件放在她面前。
“调查问卷,”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见,“今天放学前交到教务处。如实填写就行。”
邱莹莹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一共四页,密密麻麻的问题,从“你是否认识转账记录中的收款人”到“请详细说明你获得竞赛保送资格的过程”,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在她面前挖了一个坑,等着她往里跳。
“赵老师,”她抬起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赵明远推了推眼镜:“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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